四十年网络流传研究全景【摘 要】互联网无与伦比的渗透力，导致网络流传研究的界限发生庞大的流动性，主题庞杂、难以分类，倒霉于对研究结果举行全面系统的梳理评价。在综合研究工具、研究取向等因素的基础上，本文将我国四十年（1978-2018）来的网络流传研究归为本体、使用、现象、实用、规范五个层面，以期更好地掌握脉络、总结得失、展望未来。
【关键词】网络流传；互联网；研究综述作者：胡泳 陈磊网络流传研究的主题种别从1978年到2018年，中国网络流传研究走过整整四十年。由于互联网无与伦比的渗透力，网络流传不仅在流传学分支当中成为显学，而且和诸多学科，例如政治学、社会学、法学、伦理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等发生交织。加上网络的地理跨越与共时出现，去中心、多节点的民主性，以及现实世界与虚拟空间的叠加性，更致使此一学科的研究界限生成了庞大的流动性。
在此意义上，我们十分有须要仔细梳理，网络流传到底在研究什么，可以分为哪些主题种别，各种别又积累了哪些结果？去中心化、多节点共存的互联网关于结果的分类，学界存在多元的看法。有学者在分析了网络流传十年研究主题的变迁后，将结果划分为十个门类：互联网前言、互联网实务、本体论、互联网文化、前言融合、互联网治理、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学科教育、互联网研究方法以及其他[1]。这种分类方式虽然有一定参考价值，但由于缺乏明确的分类依据，致使类目存在重叠和遗漏。
也有学者在对大量文献举行数据挖掘、绘制出高频关键词共现图谱的基础上，指出我国的新媒体研究形成了四个主要的聚类，即前言融合、网络流传、社交媒体、大数据，各个聚类多有交织[2]。这种分类方式存在一定的依据，但由于关键词的共现情况反映的只是某段时间内实际的热点，因此依然无法从整体上对网络流传可能的研究领域做出全面归纳。
另有学者在多年撰写年度综述的实践中，形成了技术与网络、终端与应用、内容与业务、前言与组织、舆论与影响、战略与工业、体制与治理的分类模式[3]。这种模式虽然涵盖面广，但未能对所分类目进一步整合，显得过于条块化。由此展开的结果梳理和评价，只能“各自为政”，相互缺乏关联，倒霉于从整体上总结网络流传研究的得失。本文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网络流传学的结果归为以下几个层面：一是本体研究，主要围绕特定流传工具展开，以对技术、应用的先容为基础，再上是对其流传特性的总结分析，再上是对这种流传特性所造成的可供性以及对个体、社会发生的影响的分析，从而组成“流传工具厘革——流传方式厘革——生存方式厘革+流传关系厘革+价值关系重构”的线索。
主要包罗互联网研究（Web 1.0，Web 2.0，PC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媒体研究（论坛、即时通讯、新闻网站、博客、微博、微信、短视频、直播网站等），新技术研究（大数据、物联网、虚拟现实等）。通常接纳履历归纳综合、诠释分析的范式。
本体研究是研究的基础，其他研究都以其为基础。二是使用研究，这类研究不是从人文思辨的角度分析技术有哪些特性或潜能，而是直接分析现实中技术是如何被采取、使用的。通常接纳客观履历范式，通过实证分析的路径，挖掘相关真相。可以是对互联网普及情况的观察，也可以是对网络行为（如上网、谈天、发帖）及其心理念头的研究，还可以是对新闻事情者在新闻生产中究竟如何使用新媒体、权力如何使用网络举行控制的研究。
使用研究是对本体研究的富厚，让我们相识到人们实际上是如何使用网络新媒体的，从而更直接地体察到流传工具的哪些特性真正与现实发生了勾连。有不少特性是被基于人文思辨的本体分析所忽略，而在详细的使用中获得凸显的。三是现象研究，这类研究关注的焦点不在于人们如何使用新媒体，而是指向使用中所沉淀出的新现象、经由现象展现出来的新纪律以及由新现象所组成的新情况等。
研究者试图对这些现象举行掌握（成因分析、特征分析、趋势分析等），进而加深对网络流传的认识。如对网络红人、网络社区、网络舆论、网络事件，作为现象的网络新闻、互联网广告，以及议程设置、二级流传、缄默沉静的螺旋等效果在网络时代是否存在等方面的研究。现象研究是对本体、使用研究的深化。四是实用研究，这类研究思考的是网络流传情况下，社会中的个体、组织——主要是组织——可以如何运行，怎样实现网络潜能。
主要是为行业、企业等如何适应网络化生存、如何转型生长提供对策。实用研究是对本体、现象研究的延伸、推广。五是规范研究，这类研究思考的是网络流传情况下，社会自己应当如何运行，存在哪些问题，问题由什么导致，应该如何应对等。
规范研究主要是从互联网治理，即从如何打造一个更理想的流传秩序、社会情况的角度，提供研究思路。为了得出合理的结论，规范研究通常在本体、现象等研究的基础上举行，发现技术、技术引发的新行动、新现象背后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解决之道。
本文将从这五个方面展开综述，力争以此描绘四十年网络流传研究的全景。网络流传的本体研究四十年间，学界对网络流传和互联网诸技术、诸应用的认识，发生了庞大的变化。从一开始将网络视作信息革命技术的一种，只是终端的毗连（主要集中于1994年之前的研究），到认识网络在内容毗连、关系毗连方面的庞大意义；从探究作为基础设施的网络，到勾勒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不停融合；从单一描划技术-社会现象，到勾勒整个网络社会；在此历程中，学界日益意识到互联网自己的庞大性，试图通过确立网络生长的里程碑，掌握网络进化的逻辑，并实验开掘究竟是何种特性，造就了互联网及其相关应用在流传上的庞大气力。
本体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偏向展开：1.互联网流传变迁的研究在对网络本质的掌握上，早期曾有不少学者简朴将互联网明白为一种新兴媒体，作为传统媒体的生长和延伸，“第四媒体”的提法一度盛行。但其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仅从“前言”的角度，无法掌握互联网的本质。对于互联网与媒体/前言的关系，形成了两种比力具有代表性的看法。
一种认为互联网是一种“反前言”。如陈刚（2012）指出，“新媒体不是媒体”、“互联网本质上逾越了媒体”、“网络是前言生长的更高阶段，在这个阶段，网络作为前言的基础特性是反前言，即前言自身的淡化”[4]。一种认为互联网是一种高维前言。
如喻国明（2015）指出，互联网比传统前言多出一个维度，由今生长出一个新的社会空间、运作空间、价值空间。[5]另有研究者将渠道抽象为毗连，指出网络的本质在于毗连。
在对流传模式的分析上，很早就有研究者认识到，互联网将推动社会进入“后公共流传时代”。一批学人因而实验构建新的模式，以此更好地掌握网络流传的现实实践。其中，杜骏飞（2001）提出泛流传，认为网络时代，层级对流传发生作用的权重极其不确定化，宏观系统中的每一层级元素都可能是其它元素的信源、层级或信宿，而且始终是泛指而非确指的[6]。
何威（2010）提出网众流传，认为今天的流传是由网络化用户荟萃而成的网众所发动并到场的网众流传，用户是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可以是人，也可以非人[7]。李沁（2015）提出沉醉流传，并将其明白为：以人为中心、以毗连了所有前言形态的人类大情况为前言而实现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流传。每个前言终端都是整个泛在网络的一个节点，人类可以在这个无边的网中穿越时空，在虚拟与物理两个世界自在周游。沉醉前言中，人、前言、情况互为相互，相互融会。
在李沁看来，人即前言、社会即前言、情况即前言，前言因此可以界说为“以人为中心的一切存在”[8]。在对变迁逻辑的分析上，大致可以分为两种途径，一种偏重分析网络形态的进化，一种偏重分析流传应用的进化。网络形态方面，高钢（2010）较早将互联网进化的基本线索落脚在“毗连”上，总结出了一套网络技术革命与社会革命交叠发生的演进线路图——Web 1.0时代：机构为主体的公共流传，人与信息的毗连；Web 2.0时代：小我私家为主体的社会关联，人与人的毗连；Web 3.0时代：物质社会与人类世界的全方位信息交互，人与物质世界的毗连[9]。
彭兰（2016）则指出，已往的互联网已经实现了人与内容（Web 1.0）、人与人（Web 2.0）、人与服务（Web 2.0）的毗连，而未来的趋势是智能化。万物皆媒、人机合一、自我进化将成为智媒时代的焦点特征[10]。4月20日，国家发改委召开公布会明确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包罗物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并强调要深度应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升级（图片泉源：财经网）流传应用方面，方兴东等人（2014）从社会流传的角度，将中国互联网的生长归为三个阶段、三次厘革。
第一阶段为商业化或者说门户阶段，社会流传模式还没有基础性的变化，互联网的媒体属性很是突出。第二阶段为社会化时代，厘革主要在于内容的生产，社会流传的气力从机构转移到小我私家。
互联网的社交特性成为重点。但此时小我私家媒体能量另有限；第三阶段为即时化时代。
该阶段，先是由微博进一步厘革了内容的流传，并使小我私家媒体具备了公共媒体的流传能力；再是由微信使得人际流传具备了公共流传的能力。以博客、微博、微信为代表三次厘革从基础上改变了中国社会流传的模式和方式，其深度和广度在历史上都是革命性的[11]。胡泳（2007）也从类似的角度分析Web 2.0，指出Web 2.0是互联网的一次理念和体系的升级换代：由原来的自上而下的由少数资源控制者集中控制主导的体系转变为自下而上的由宽大用户团体智能和资源主导的体系[12]。
在对变迁的现实意义的分析上，彭兰（2014）指出，中国互联网二十年，一方面是网络媒体的壮大历程，另一方面也是网络媒体向网络社会扩展的历程。网络媒体从早期的时效性、整合性、到场共动，向视频化、移动化、社交化生长，对公共意见表达发挥了庞大的推行动用[13]。
胡泳（2018）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二十年之前，网络意味着新生活；而二十年之后，网络酿成了生活自己。互联网像催化剂，在促进一拨拨年轻人飞速成熟的同时，也促进社会组成的改变：打破以往的社会资源分配方式，人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创业时机、前所未有的话语权和前所未有的生活可能性。”[14]2.新媒体研究此类研究的工具越发细化，通过聚焦网络中的种种详细应用，分析它们的流传特性和意义。从早期网络媒体，到Web 2.0初期应用（论坛、博客、RSS等）和终端厘革造成的应用（短信、手机报等），再到厥后的微信、微博、短视频……新应用的泛起不仅为商业化带来新可能，也为网络流传研究带来新想象。
如对于微博，喻国明（2012）指出，微博的泛起不仅仅使人们的信息相同越发便捷和即时，也不仅仅使人们在向社会“喊话”时有了一个“点劈面”流传的“麦克风”，其真正意义在于从基础上改变了已往通常大面积的社会流传必须依赖“大媒体”的格式[15]。网络媒体使得人人都有麦克风在新旧媒体关系问题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新媒体的兴起并不意味着传统媒体就要退出历史舞台，“报纸消亡论”、“广电媒体衰落论”都是讲不通的，因为这些“传承媒体”（legacy media）都在转型、演化为新的媒体，其历史形成的花样、习惯和文化嫁接到了新的平台。胡泳（2007）指出，“旧媒体从来不会死亡，死去的是我们用来获取媒体内容的工具。
”他认为，一旦一种媒体令自身满足了某些基本的人类需求，它会在流传选择的更大系统内连续发挥作用。每一种旧媒体都被迫同新崛起的媒体共存。“这就是融互助为一种明白已往几十年媒体变化的方式，比起数字革命的范式更有说服力的原因。
”[16]在对互联网前言特点的分析上，早期研究通常聚焦于“数字化、融合性、互动性、网络化”等要素的归纳综合息争读。但这种以某种技术特质区隔新旧媒体的措施，失之简朴，难以系统全面地构建一套新旧媒体的评估体系。而潘忠党（2017）引入的可供性观点，则提供了一种明白新媒体的新视角。
前言可供性的组成由上表[17]可见，潘忠党借用“可供性”（信息技术对具有特定感知和技术的行动者而言所具备的行动之可能）观点，用三种可供性（信息生产的可供性、社交可供性和移动可供性）作为尺度来权衡媒体的新与旧，水平越高的媒体，往往就是越“新”的媒体。这显然是一种将“新媒体”予以越发抽象的理论提炼的努力。3.新技术研究技术是塑造网络流传的重要因素。
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云盘算、人工智能、5G、AR/VR等进入公共视野，对新技术的先容、分析、前瞻在网络流传学界蔚为大观。如喻国明等（2017）认为，智能化将成为未来流传模式创新的焦点逻辑，不仅将形塑整个传媒业的业态面目，也将在微观上重塑传媒工业的业务链[18]。彭兰（2016）认为，在物联网、人工智能、云技术等新技术的推动下,一个万物皆媒的泛媒时代正在到来。
它首先体现为物体的前言化，其次体现为基于可穿着设备及其他传感器应用的人体终端化，隐私掩护问题也因此变得突出[19]。黄升民、刘珊（2012）指出，大数据时代一方面导致了传统广告与营销体系的失效，一方面推动全新的营销体系的降生[20]。
沈浩和黄晓兰（2013）则认为，随着社交网络、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的兴起，大数据会越变越大，而网络科学和数据科学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必须拥抱大数据，拓展新闻流传研究新疆界[21]。以社会网络分析为先导，以大数据挖掘为基础，近年来，社会盘算在流传学领域的运用，成为一种格外引人注目的新趋势。
随着不少研究者的推动和到场，盘算流传学作为流传学的一门新兴子学科的影响正日益凸显。王成军（2016）指出，盘算流传学主要关注人类流传行为的可盘算性基础，以流传网络分析、流传文本挖掘、数据科学等为主要分析工具，大规模地收集并分析人类流传行为数据，挖掘人类流传行为背后的规则，分析模式背后的生成机制与基本原理，可以被广泛地应用于数据新闻和盘算广告等场景[22]。技术的风险也获得了审视，例如近年来对算法机制的批判。王茜（2017）使用内容分析法考察了90名大学生使用“今日头条”的三周新闻推送记载，发现新闻价值观已内嵌于其算法机制的代码设计和编写之中[23]。
孙萍（2018）提出，未来流传学对于算法的研究偏向可以重点关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算法与社会身份的建构；二是算法与新型社会流传机制的建设；三是算法话语的表征和流传实践，这里的话语表征指的是围绕算法所形成的社会话语和表达方式；四是算法的批判和反思性研究[24]。2018年4月，国家网信办接连约谈火山快手，以导向不正、格调低俗为由责令今日头条永久关停内在段子，算法是否具有价值观引发烧烈讨论（图片泉源：人民日报）总之，在本体研究方面，学界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结果，对互联网的本质和演进逻辑以及其为流传学拓展的空间等的认识愈发清晰。一些本体研究也为后续的使用、现象、实用、规范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观点指导。
但总体而言，理论条理还不够高，重量级结果尚未泛起。许多研究只是对各种新媒体、新技术的简朴形貌。网络流传的使用研究前言技术的使用，是前言研究耐久不衰的课题。
互联网为这一课题提供了挖掘不尽的富矿。在研究工具上，相关研究主要包罗两类。一类关注内容生产方，特别是专业新闻生产者、媒体机构在网络时代的流传实践。
如王辰瑶（2010）在对多位新闻事情者举行深访后发现，在新技术带来的情况巨变打击下，组成传统新闻实践结构的三个最主要元素——设置性资源、生产规则和权威性资源，实际上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无论是在获取信息源、确立新闻生产规则，还是在期待社会的认可方面，传统新闻实践的结构性特征依然在当下的网络新闻生产中稳定地发挥着制约作用。这类研究，让我们得以看清传统媒体在变化时代的“变”与“稳定”，弥补了主流话语的缺失，发挥了使用研究应有的作用[25]。
另一类主要关注用户，特别是农民工、青少年和大学生、女性、少数民族、同性恋等群体如何使用这一21世纪的新前言，这些前言又对其生活发生了何种影响。通过挖掘影响前言技术接纳的相关因素，研究者多方探讨前言技术使用者的社会资本、身份认同、知识鸿沟、政治到场度、幸福感，视察和明白人们如何在网络上举行社会来往和意义建构。好比，大量研究均讲明，新生代农民工是社会中新媒体使用的活跃群体，但其使用新媒体主要是为了通信交流和消遣娱乐，而不是为了跟上潮水和获得服务。这类研究有助于打破社会对于各分层群体的刻板印象、认识误区，不仅深化了本体研究对前言技术潜能的认知，也为之后的现象研究、实用研究、规范研究等，提供了事实基础。
在研究方法上，早期这方面的研究以思辨为主。随着实证研究方法在学界的流传，使用定量和定性的研究逐渐增多。在定量方面，使用研究产出了大量结果。如潘忠党、於红梅（2010）分析互联网使用对传统媒体的打击[26]；钟智锦（2010）分析网络游戏念头及其对游戏行[27]；张洪忠、李楷（2009）的受众新媒体依赖研究[28]；李晓静、张国良 （2012）的社会化媒体可信度研究[29]；韩晓宁等（2014）的微信内容依赖研究[30]。
其中，不少研究领民风之先，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好比匡文波（2011）的《新媒体是主流媒体吗？——基于手机媒体的定量研究》一文通过观察发现，新媒体在规模、可信度上均不亚于甚至凌驾传统媒体，起到了为新媒体正名的作用[31]。社交媒体及各种新闻客户端足以笼罩庞大用户群体，逐日提供海量信息和热点新闻资讯不外，仍然有相当多的研究除了证实了一些知识之外，并未提供太多知识增量。虽然不无作用，但总体上对网络流传研究的启发有限。
此外，思量到因果性研究的难度较大，许多学者转而展开探索性研究，试图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参考，如喻国明、张洪忠等生长的前言公信力判断气力表（2007）[32]。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些探索性研究未能引发足够的追随研究。在定性方面，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虽然研究的工具五花八门，但实际上却是在重复相似的结论。真正具有启发性的事实发现很少，更不用说从事实中提炼新的理论了。
例如，“新媒体是使用者社会资本增长的有效工具，但其效能的发挥却受到社会结构的深刻制约”这一结论，在新生代农民工、杭州家政女工、城乡迁移者等许多研究工具中都可以发现，被对手机、QQ、社交媒体等的研究重复论证。即便最后的结论存在差异，也如胡翼青（2016）所言: 要么是前言中心主义的，要么是前言的有限效果或使用满足，不是陷入技术决议论，就是谁都可以想到的知识性的结论，或者爽性就不是一个与流传有关的结论[33]。总之，在使用研究领域，突破性的结果有限，内卷化水平比力严重。网络流传的现象研究随着互联网及其应用的扩散，网络流传运动在人类流传实践中的比重不停攀升，网络逐渐从少数科学研究者的交流平台，进化为普通人日常来往的数字社会。
大量流传运动在这个数字社会中展开。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也在此历程中孕育。而现象研究，关注的正是网络与人类相交后，形成的一系列新流传图景。也因此，这类研究具有很强的学科交织性。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对网络社会自己的流传特性举行形貌和分析。
如许英（2002）指出，信息时代的公共领域在使用前言、到场者组成和共识的告竣方式上都与传统的公共领域有所差别。它空前多元，但正变得越来越与国家无关，越来越与传统意义上的民主无关，但或许有助于建设新的、更为完美的民主原则[34]。郭玉锦、王欢（2005）提出，网络公共领域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网络提供了不在场与匿名性，二是网络实现了自主性与真诚性，三是网络提供了平等到场性与公共性。
虽然信息网络所提供的双向相同理性模式并不完全等同于哈贝马斯的相同模式，但这种公民到场方式已提供了一个较佳的到场情境[35]。哈贝马斯提出了“公共领域”观点，该观点指涉一种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强调公民讨论的自由性和议题的公共性，互联网泛起后有较多学者认为其有助于形成真正公共领域另一种关注的则是网络空间中的各种社会性行动（包罗但不限于话语表达）的特征。既有总体的舆论，也有详细的事件。关于网络舆论，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网络舆论作为一种新现象，也自然吸引了研究者的关注。
早期的不少研究专注于探究传统流传纪律在网络空间中的适用性。如刘海龙（2001）从缄默沉静螺旋的焦点观点和基本假设出发，磨练了在网络社会中“伶仃恐惧念头” 、“公然表达”等观点的适用性，认为缄默沉静螺旋发生的基本条件在网络空间中仍然存在；同时通过对“中坚分子”的分析，展现了网络空间中缄默沉静螺旋体现的一些特殊之处[36]。到2003年后，网络舆论的气力真正在中国社会中得以体现，学术界也从磨练旧理论生长到实验提出新的分析框架。这其中，有对网络舆论的整体性分析，如赵茹（2010）指出，新前言条件下公共舆论形态发生了基础的变化：新前言与法理社会的契合度增加；看法自由市场开始挑战精英主见；把关人逐渐消亡、现场多方位再现；技术手段不停强化着对时间和空间的突破[37]。
也有对差别舆论场的解读，如熊茵、赵振宇（2016）指出，微信独占的“圈子”格式特征决议了其流传特殊性以及舆情表达和流传的特殊性[38]。张志安等人（2016）指出，与微博舆论场交织、相同、互动等特点相比，微信舆论场出现出“圈层区隔”与“层级互动”的特点[39]。关于网络事件，相关研究蔚为大观，触及事件的特征、机制、影响等各个层面。不少研究具有启发性。
例如杨国斌（2009）认为，网络事件的发生既不依赖资源发动，也不依赖政治时机。网络事件发生的关键因素是事件自己的震撼性以及形貌事件的方式，能够引发网民的情感，调动他们的气力，从而刺激网络互动，酿成网络事件[40]。值得一提的是，不少研究接纳了履历研究的方法，以期获得对于网络事件更为精准的认识。
如蔡盈洲（2014）收集整理了2004年到2012年发生在海内的16件突发性群体事件的谣言，在此基础上展开谣言的人物关系分析，发现谣言中所涉及的人物主要集中在两个群体：一个是以警员、干部和巨贾为代表的强势群体；一个是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弱势群体，群体之间存在竞争和对立，具有社会意理机制的 “替罪羊”效应[41]。李良荣、郑雯、张盛（2013）等则接纳QCA 质性资料分析方法，对 195 个案例群举行比力分析，发现事件发生地（place）和民众诉求（goal） 是影响网络群体性事件发作的须要事件属性[42]。
下文将从网络文化现象、网络经济现象和网络政治现象详细展开叙述。1.网络文化现象研究互联网不仅带来了信息交流的新手段,而且还为文化生长提供了崭新的空间。
研究者们很早就认识到，互联网形成了比公共流传时代更为庞大多样和绚丽多彩的文化现象[43]。其中，“到场性”被视为网络文化的焦点特质。蔡骐、黄瑶瑛 （2011）指出，以网络为代表的种种新媒体构建起一套全新的到场式文化体系。
网络不再像传统前言那样以内容为焦点，而是结成了一个个以用户生成内容和人际关系为焦点的虚拟社区。从而让那些一直处于小众和尴尬田地的亚文化有了展现自我的新舞台[44]。
从小清新文化，到吐槽文化，从鬼畜文化，到丧文化……相关议题总能被迅速笼罩。研究还触及网络视频文化、网络游戏文化等详细的文化生态。
各种豆瓣小组一览网络文化生长出的奇特的符号、语言、文本样态，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如张宁（2016）认为，心情包体现了青年亚文化的游戏本质，在娱乐和狂欢中青年亚文化的 “反抗” 会失去明确的指向，而拼贴、戏仿、恶搞等复合制作手法也会消解和破裂文本原有的意义，最后的效果就是“意义被流放”，这是流传意义上的消解[45]。另有学者将眼光投向了网络文化的生产者。
如常江（2015）通过对天涯网、优酷网原创频道和豆瓣网的45位资深用户举行深度访谈,发现互联网文化生产者虽然自我认同或想象性认同为“精英”，却不得不接纳深受国家－市场结构影响的公共文化的生产方式从事文化生产；在缔造了“盛行”的同时，又鄙夷或厌弃这种盛行，俨然一种自我否认的辩证法[46]。网络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景观，是粉丝文化。
研究者们普遍认识到，网络粉丝文化对于粉丝个体的自我认同、群体融入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文化背后的流传机理，也有比力深入的分析。如潘曙雅、张煜祺（2014）指出，依托互联网直播和实时讨论功效，网络粉丝社群仪式的到场者能够聚焦于同一工具之上，而且能够感受到相互情感、行为、态度上微观的变化。而依托于社交媒体的搜索功效，行话、帖子前缀等准入机制除了可以在社群内部实现身份认同，也可以资助游离在社群之外的粉丝寻找到粉丝社群，从而扩大社群的规模[47]。
微博超话已经成为粉丝必争之地，在广场发帖除了分享快乐以外还能聚集同好，建设虚拟社交关系2.网络经济现象研究互联网的蓬勃生长，也带来许多新的经济现象。维基经济、粉丝经济、共享经济、知识经济、社群经济，纷歧而足。
从流传学的角度对其展开分析解读，也成为一种盛行的研究路径。例如，杜智涛、徐敬宏（2018）剖析了用户在线知识付费行为的底层逻辑，将影响用户在线知识付费行为的因素分为两类：需求因素和体验因素，发现体验因素的影响水平显着大于需求因素[48]。
胡泳（2017）同样指出，大量付费产物所卖的可能连内容都算不上，更准确的归纳综合或许是，它们卖的是体验[49]。金韶、倪宁（2016）认为，移动互联网社群出现全新的流传特征，用户到场的生产模式、品牌社群的营销模式、体验至上的消费模式，配合建构了自组织循环的社群商业[50]。
3.网络政治现象研究网络也厘革了政治流传的方式方法，使得该领域泛起了许多新现象。王维佳（2017）综合多种案例质料，通过展现政府网络舆情引导、“微政务”流传等多个领域的生长现状，开端勾画了中国“媒体化政治”的整体面目。在此基础上，分析“宣传媒体化”、“行政公关化”这一生长趋势的历史成因，及其对现代民主政治的庞大影响[51]。赵路平、于泓洋、叶超（2017）对特朗普推文举行大数据分析，探讨其网络政治流传计谋[52]。
凭据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生长状况统计陈诉》，河南省政务微博开通数量到达10185个，政务头条号达7485个，政务抖音号760个，宣传媒体化、行政公关化现象已很是普遍在诸多政治流传现象中，后真相问题近年来备受关注。胡翼青（2018）指出，后真相的症候说到底源于对以往社会信息机构功效和意义的彻底解构。在社交媒体和公民新闻眼前，受众看破了公共媒体的真相，与此同时，又丝绝不认同社交媒体和公民新闻饰演的角色[53]。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新的研究方法得以运用到现象研究中。先是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获得重视，后是大数据方法的先进性为流传学界所认知。
一些论文以此视察诸多新型的流传现象，分析其流传机制。如张志安、束开荣等（2016）将微博、微信的舆论研究嵌入特定的关系网络模型中考察以分析舆论场的关系网络与生态特征，验证其圈层区隔与层级互动等特点[54]。李彪（2011）以近年来40个网络热点事件为例，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了双焦点式的哑铃流传空间结构模型，剖析诊断网络流传事件流传结构差异性的组成，并提出相应的应对计谋[55]。
韩纲、朱丹、蔡承睿、王文（2017）通过对推特上百万余条推文的语义分析，掌握社交媒体或社交网络上康健流传的动向，提出与医疗保健和康健流传相关的有效计谋[56]。未完待续（原载《现代流传》2020年第1期）注释[1] 王井：《我国网络流传研究十年状况综述——以四种新闻流传类焦点期刊为例》，《新闻喜好者》2010年第4期，第108-109页。
[2] 张小强、杜佳汇：《中国大陆“新媒体研究”创新的扩散：曲线趋势、关键节点与知识网络》，《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7期，第30-57页。[3] 付玉辉：《2015年中国新媒体流传研究综述》，《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1期，第28-41页。[4] 陈刚：《新媒体时代营销流传的有关问题探析》，《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9期，第22-25页。
[5] 喻国明：《互联网是一种高维前言》，《南方电视学刊》2015年第1期，第39-41页。[6] 杜骏飞：《泛流传的看法：基于流传趋向分析的理论模型》，《新闻与流传研究》2001年第4期，第47-54、109-110页。
[7] 何威：《网众与网众流传——关于一种流传理论新视角的探讨》，《新闻与流传研究》2010年第5期，第47-54、109-110页。[8] 李沁：《泛在时代的“流传的偏向”及其文明特征》，《国际新闻界》 2015年第5期，第6-12页。[9] 高钢：《物联网和Web 3.0：技术革命与社会厘革的交叠演进》，《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2期，第2-13、95页。
[10] 彭兰：《万物皆媒——新一轮技术驱动的泛媒化趋势》，《编辑之友》2016年第3期，第5-10页。[11] 方兴东等：《中国互联网20年：三次浪潮和三大创新》，《新闻记者》2014年第4期，第3-14页。[12] 胡泳：《共有媒体初探》，《现代流传》2007年第5期，第116-120页。
[13] 彭兰：《从网络媒体到网络社会——中国互联网20年的渐进与扩张》，《新闻记者》2014年第4期，第17-23页。[14] 胡泳：《数字大革命与数字生活逆境》，《新京报》2018年10月25日。[15] 喻国明：《社会化媒体崛起配景下政府角色的转型及行动逻辑》，《新闻记者》2012年第4期， 第5-10页。
[16] 胡泳：《共有媒体初探》，《现代流传》2007年第5期，第116-120页。[17] 潘忠党、刘于思：《以作甚“新”?“新媒体”话语中的权力陷阱与研究者的理论自省——潘忠党教授访谈录》，《新闻与流传评论》2017年第1期，第2-19页。[18] 喻国明、兰美娜、李玮：《智能化：未来流传模式创新的焦点逻辑——兼论“人工智能＋媒体”的基本运作范式》，《新闻与写作》2017年第3期，第41-45页。
[19] 彭兰：《智媒化：未来媒体浪潮——新媒体生长趋势陈诉(2016)》，《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11期， 第6-24页。[20] 黄升民、刘珊：《“大数据”配景下营销体系的解构与重构》，《现代流传》2012年第11期，第13-20页。[21] 沈浩、黄晓兰：《大数据助力社会科学研究：挑战与创新》，《现代流传》2013年第8期， 第13-18页。
[22] 王成军：《盘算流传学的起源、观点和应用》，《编辑学刊》2016年第3期，第59-64页。[23] 王茜：《打开算法分发的“黑箱”——基于今日头条新闻推送的量化研究》，《新闻记者》2017第9期，第7-14页。[24] 孙萍：《算法与流传学研究：观点、争鸣与探索》，《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2月6日。
[25] 王辰瑶：《结构性制约：对网络时代日常新闻生产的考察》，《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7期，第66-71页。[26] 潘忠党、於红梅：《互联网使用对传统媒体的打击：从使用与评价切入》，《新闻大学》2010年第2期，第4-13页。
[27] 钟智锦：《使用与满足：网络游戏念头及其对游戏行为的影响》，《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10期，第99-105页。[28] 张洪忠、李楷：《受众对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差别内容的依赖比力——以成都地域住民观察为例》，《今世流传》2009年第1期，第29-32页。
[29] 李晓静、张国良：《社会化媒体可信度研究：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新闻大学》2012年第6期，第105-114页。[30] 韩晓宁、王军、张晗：《内容依赖：作为媒体的微信使用与满足研究》，《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4期，第82-96页。[31] 匡文波：《新媒体是主流媒体吗？——基于手机媒体的定量研究》，《国际新闻界》2011年第6期，第80-84页。
[32] 喻国明、张洪忠、靳一：《前言公信力：判断维怀抱表之研究——基于中国首次传媒公信力全国性观察的建模》，《新闻记者》2007年第6期，第12、15页。[33] 胡翼青：《重塑流传研究范式：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现代流传》2016年第1期，第51-56页。[34] 许英：《论信息时代与公共领域的重构》，《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第50-58页。[35] 郭玉锦、王欢：《网上公共领域》，《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第4-7、16页。
[36] 刘海龙：《缄默沉静的螺旋是否会在互联网上消失》，《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5期，第62-67页。[37] 赵茹：《新前言情况下现代公共舆论形态剖析》，《新闻界》2010年第1期，第101-102页。[38] 熊茵、赵振宇：《微信舆情的流传特征及风险探析》，《现代流传》2016年第2期，第79-82页。
[39] 张志安、束开荣：《微信舆论研究：关系网络与生态特征》，《新闻记者》2016年第6期，第29-37页。[40] 杨国斌：《悲情与戏谑：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发动》，《流传与社会学刊》（总）第九期（2009），第39-66页。[41] 蔡盈洲：《突发性群体事件谣言的人物关系分析》，《现代流传》2014年第10期，第41-45页。
[42] 李良荣、郑雯、张盛：《网络群体性事件发作机理：“流传属性”与“事件属性”双重建模研究——基于195个案例的定性比力分析（QCA）》，《现代流传》2013年第2期，第25-34页。[43] 李梁：《论网络流传中的文化现象》，《现代流传》1999年第3期，第1-9页。[44] 蔡骐、黄瑶瑛：《SNS网络社区中的亚文化流传——以豆瓣网为例举行分析》，《今世流传》2011年第1期，第14-16页。
[45] 张宁：《消解作为反抗：“心情包大战”的青年亚文化剖析》，《现代流传》2016年第9期，第126-131页。[46] 常江：《以先锋的姿态怀旧：中国互联网文化生产者的身份认同研究》，《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5期，第108-126页。[47] 潘曙雅、张煜祺：《虚拟在场：网络粉丝社群的互动仪式链》，《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9期，第35-46页。
[48] 杜智涛、徐敬宏：《从需求到体验：用户在线知识付费行为的影响因素》，《新闻与流传研究》2018年第10期，第18-39、126页。[49] 胡泳：《知识的繁荣与危机》，《新闻战线》2017年第13期，第37-39页。[50] 金韶、倪宁：《“社群经济”的流传特征和商业模式》，《现代流传》2016年第4期，第113-117页。
[51] 王维佳：《反思今世社会的“媒体化政治”》，《新闻大学》2017年第4期，第2-7、17、45页。[52] 赵路平、于泓洋、叶超：《特朗普怎样使用推特——对特朗普推文的大数据分析》，《新闻记者》2017年第7期，第19-23页。
[53] 胡翼青：《再论后真相：基于时间和速度的视角》，《新闻记者》2018年第8期，第23-29页。[54] 张志安、束开荣：《微信舆论研究:关系网络与生态特征》，《新闻记者》2016年第6期，第29-37页。[55] 李彪：《网络事件流传空间结构及其特征研究——以近年来40个网络热点事件为例》，《新闻与流传研究》2011第3期，第90-99、113页。
[56] 韩纲、朱丹、蔡承睿、王文：《社交媒体康健信息的语义分析：以推特上癌症相关推文为例》，《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4期，第4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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